他对黎元洪痛陈：中国之有政党

中国的发展，不应处处模仿他邦，而是应以本国历史与现状为根据，思考真正适合于中国自身的立国之道。

（章太炎：《否认<临时约法>》，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20页。）

简要言之，他主张总统只负责行政与国防，外交上作为国家礼仪的象征，此外不再具有其他权力。另外，司法独立，其主要负责人地位与总统匹敌，但凡政治上与社会上的案件，皆由司法部门负责，不受其他权力机构干涉，即使总统触犯法律，也可依法将其逮捕。立法不由总统干涉，同时杜绝豪民富户参与，由“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

严复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

章氏所仰赖的政治实践主体，只是从立宪派与旧官吏到国民党人之间转换而已。无法找到新的政治主体；无法借由组织动员新的政治主体自下而上地彻底推翻旧的政治毒瘤，重建政治组织，达到政治整合；更无法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实践来真正认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总结出一套既能符合中国现状，又能让大多数新的政治主体获得参与感与翻身感的政治理论，这或许就是章太炎在民初政争中处处碰壁的根本原因，也是作为政治实践者的章太炎留给后人的最大教训。在这里，虽然他依然认为中国古代制度乃是“专制”政体，但也开始注意到必须仔细梳理沿革、总结得失，“改良”同时犹有可“复古”之处存焉，这样方能为未来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经将对中国未来政治的思考建立在从中国历史自身脉络出发，明晰当下具体的实际形势，考量本国各类制度利弊，视此为制度建设之根本。基于此，章太炎批评当时作为引进西方政经学说之代表人物的严复“所译泰西群籍，于中国事状有毫毛之合者，则矜喜而标识其下；乃若彼方孤证，于中土或有抵牾，则不敢容喙焉”，即将西方的历史进程视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为出发点思考中国历史与现状，导致遮蔽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与现实的独特性。章太炎指出，这一认知模式，“不悟所谓条例者，就彼所涉历见闻而归纳之耳，浸假而复谛见亚东之事，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也。”（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37页。当然，据今人研究，严复的翻译在当时引起极大的论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时人对“民族”等近代术语的理解与界定颇不一致，这一知识储备的差异性，也导致了彼此在思想上的冲突。参见王宪明著：《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章太炎：《否认<临时约法>》，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19—420页。）文章来源

（章太炎：《否认<临时约法>》，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21—422页。）

可见，章太炎所在意的，是参议员是否真正能代表民众，此实则亦显示出他对武昌起义之后由士绅及其代言人所主导的政治局面颇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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